你、我，还是我们？
共同生产与项目囤积

协同生产委托-代理动态博弈：全文学术精要与管理启示总结

基于管理科学与运筹学顶级期刊 M&SOM 论文深度解析（含全量 Word 原生公式）

一、 论文基本信息与期刊出处

【论文题目】 Frontiers in Operations: You, Me, or We? Coproductive Principal-Agent Dynamics
【中文参考译名】 运营前沿：你、我、还是我们？协同生产中的委托-代理动态博弈
【论文作者】 Guillaume Roels (INSEAD), Vladimir Smirnov (University of Sydney), Ilia Tsetlin (INSEAD), Andrew Wait (University of Sydney)
【作者姓名翻译说明】 依学术规范与用户明确要求，作者姓名严格保留英文原名（Guillaume Roels, Vladimir Smirnov, Ilia Tsetlin, Andrew Wait），不作中文音译。
【发表期刊】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M&SOM)，INFORMS（美国运筹学会与管理科学学会）会刊，UTD24/FT50 顶级国际学术期刊
【卷期与页码】 Vol. 28,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26, pp. 1420–1438
【DOI 标识码】 https://doi.org/10.1287/msom.2025.0016
【专栏专题】 Accepted in the M&SOM Frontiers in Operations Initiative（运营前沿倡议专栏）

论文 JEL 分类号（J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根据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JEL 标准分类体系，本文跨越微观契约理论、组织经济学、运营管理以及人力资本激励领域，分类号如下：

JEL 分类代码	主分类名称 (Category)	次级子分类与经济学研究范畴 (Scope & Details)
D86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契约理论 (Contract Theory)、信息经济学、不可观测努力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D23	Microeconomics: Production	组织经济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内部契约、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 (Property Rights)
L24	Firm Strategy & Market Structure	外包协作 (Contracting Out)、合资企业 (Joint Ventures)、技术许可与研发合作
M11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生产与运营管理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服务运营与流程设计
M54	Personnel Economics	人事经济学：劳动管理、团队生产 (Teams)、管理授权 (Delegation) 与激励机制
O32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R&D	技术创新与研发管理、独创发明人与合作团队的组织动态演化

二、 论文核心定位、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在企业创立、研发创新、专业服务、供应链协同以及现代人机协作（Agentic AI）中，绝大多数项目最初均由单一发起人（委托人 Principal）构想或启动。委托人拥有初始创意或专有技术产权，但其必须面临一个核心战略抉择：是将项目保留为自己单干（Single Execution, SE），还是全权委托外包给代理人（Delegated Execution, DE），亦或是与代理人组建团队协力完成（Joint Execution, JE）？本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出了以下六项重大原创性贡献：

• 1. 统一委托-代理与团队生产理论，首创“团队生成内生化”框架：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Holmström 1979）默认代理人已被雇佣并承担所有执行工作（外生假定 DE）；而传统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 & Demsetz 1972; Holmström 1982）默认团队已经存在且必须协同（外生假定 JE）。本文将“团队是否组建及如何分成”作为委托人第一阶段的内生决策，将“努力投入”作为第二阶段的非合作博弈，真正实现了两大学派的有机融合与微观奠基。

• 2. 揭示比执行道德风险更严重的效率黑洞——“项目囤积（Project Hoarding）”： 既有文献将团队无效率几乎全盘归咎于执行阶段的道德风险（努力不可观测导致的偷懒搭便车）。本文颠覆性地证明，在无法使用两部制固定转账、仅能依靠线性分成（如论文署名权、非货币声誉、初创股权）的环境中，委托人因追求对项目成果的 100% 绝对独占，会系统性拒绝组建团队，导致社会福利发生灾难性的离散断崖下跌。这种由模式选择扭曲带来的福利损失，远比执行阶段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 3. 辨析并逆转管理学对“授权不足（Under-delegation）”的传统认知： 管理实践常批评管理者“不肯放权”。本文指出，授权不足的本质是“不肯找合伙人（囤积项目）”。更为反直觉的是，一旦委托人决定组建团队，其授权行为呈现出高度非对称的悖论结构：面对低生产率的平庸代理人，委托人反而会发生“过度授权（Over-delegation）”而当甩手掌柜；而面对高生产率的顶尖代理人，委托人为了能在分成中压低对方份额，反而会强行介入共同执行（Under-delegation / 微观管理）。

• 4. 发现“协同生产的诅咒（Curse of Coproduction）”与“反向承诺价值”： 直觉上，委托人能够参与生产增加了组织弹性，应该对委托人有利。但本文发现，正是因为委托人无法承诺在事后不插手，导致其无法在 DE 模式下灵活提高自身分成比例而不引发自身努力冲动，从而损害了委托人的期望收益。反常的是，如果委托人的个人努力成本更高，这种“低效率”反而构成了“绝不插手”的硬承诺，使委托人能够更从容地设计契约并榨取更高利润。

• 5. 建立跨越特定函数形态的通用努力替代性分析体系： 摆脱以往文献仅局限于可加型、Cobb-Douglas 型或 CES 型特定函数的技术局限，引入决策分析中的双线性效用构造，首次利用努力替代度参数 k 刻画了生产任务从互补走向完全替代的全景动态演进规律。

• 6. 为 Agentic AI 时代的人机协同机制设计提供了开创性指引： 当前以自主 AI Agent 为核心的人机协同正在重塑组织流程。本文模型为预测人类员工是否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或声誉独占而“排斥/冷藏 AI Agent（项目囤积）”，以及在何种任务结构下人机协同（JE）优于纯人类（SE）或纯 AI（DE）提供了前瞻性理论框架。

三、 核心概念、定义解析与模型符号系统

1. 基础理论概念深度解析

• 【协同生产 (Co-production)】 指产出并非由单一生产主体独立完成，而是由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同时投入时间、专业技能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交互生成的生产过程。价值函数 $V(x,\ y)$ 是双方努力交互的综合体现，广泛存在于创业团队、科研合作、专业服务交付及人机协作流程中。

• 【角色不对称性与动态博弈 (Role Asymmetry & Principal-Agent Dynamics)】 委托人是项目最初的发起人（拥有核心专利、商业构想或初始客户资源），享有排他性的“团队组建权”与“收益分成合约提出权”；代理人则是潜在的专业协作者。博弈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团队组建与契约设计，第二阶段为努力投入执行。这一时序决定了委托人可以通过设计剩余索取权来内生诱导特定的执行模式。

• 【三大内生运行模式 (Three Operating Modes)】 在执行阶段，博弈均衡内生涌现为三种不同的组织形态：
  • 单人执行 (Single Execution, SE)： 委托人单干（努力满足 $x\ > \ 0,\ y\ = \ 0$），代理人不参与也不获得分成，角色完全集中于委托人一身；
  • 委托执行 (Delegated Execution, DE)： 委托人完全放权（努力满足 $x\ = \ 0,\ y\ > \ 0$），由代理人独立完成执行，委托人仅扮演纯粹的投资者或监管者角色；
  • 联合执行 (Joint Execution, JE)： 双方共同投入努力（努力满足 $x\ > \ 0,\ y\ > \ 0$），形成真正的生产团队，在执行层面实现分工协同。

• 【道德风险的双重性与项目囤积 (Moral Hazard vs. Project Hoarding)】 执行阶段的道德风险源于努力的不可观测性：DE 模式下存在代理人的“单边道德风险”，JE 模式下存在双方均想偷懒的“双边道德风险”（Holmström 1982）。但更为关键的是团队组建阶段的无效率——“项目囤积（Project Hoarding）”：委托人为了完全独占项目价值，宁可自己低效单干（SE），也不愿引入生产率更高的代理人来组建团队。

• 【努力的战略替代性 (Strategic Substitutes)】 假设价值函数满足交叉二阶偏导为负：$\frac{\partial^{2}V}{\partial x\partial y}\ < \ 0$。这意味着一方努力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另一方努力的边际产出，从而引发负向激励挤出效应。若努力互补，则 JE 永远是唯一的最优解，排除战略替代性将使多模式权衡问题失去现实研究价值。

• 【努力替代程度 (Degree of Effort Substitutability, k)】 引入参数 $k\ \in \ (0,\ 1\rbrack$ 刻画任务的替代弹性。采用决策分析中的双线性价值函数：$V(x,\ y)\ = \ V_{0}\ + \ ln\left( kx\ + \ ky\ + \ (1 - 2k)xy \right)$。当 $k\ \rightarrow \ 0$ 时，任务呈现严格乘积互补特性；当 $k\ = \ 1/2$ 时，任务表现为算术可加；当 $k\ = \ 1$ 时，任务表现为完全替代。

• 【两部制契约 vs. 线性分成契约 (Two-Part Tariff vs. Linear Contract)】 两部制契约（$\alpha V\ + \ f$）允许固定费用 $f$ 转移，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榨取的分离；线性契约（$f\ = \ 0$）禁止货币转账，双方仅能通过产出分成比例 $\alpha$ 划分权益（广泛存在于学术论文署名排序、初创公司股权平分、无薪酬开源项目等）。

2. 模型数学符号体系对照表（全部单元格均采用 Word 原生矢量公式）

符号变量 (原生公式)	数学定义域 (原生公式)	经济学含义与管理场景解释
$x,\ y$	$\lbrack 0,\ 1\rbrack$	委托人投入努力 $x$ 与代理人投入努力 $y$，表示时间投入百分比或不可观测的精力水平
$c_{x},\ c_{y}$	$(0,\ + \infty)$	委托人与代理人提供努力的单位边际成本（$c_{x}$ 或 $c_{y}$ 越低，对应主体的个人生产率越高）
$V(x,\ y)$	${\mathbb{R}}_{+}$	项目的期望产出或期望总市场价值（对 x, y 严格递增且坐标凹）
$V_{0}$	${\mathbb{R}}_{+}$	项目的潜在基准规模价值参数（充分大时保证代理人参与约束在均衡中不紧挨）
$k$	$(0,\ 1\rbrack$	生产任务中双方努力的替代程度参数（$k$ 越小越互补，$k$ 越大越相互替代）
$\alpha$	$\lbrack 0,\ 1\rbrack$	委托人保留的项目产出分享比例；$(1 - \alpha)$ 为分配给代理人的分成份额
$f$	$\mathbb{R}$	代理人支付给委托人的固定转账费用（$f\ > \ 0$ 表示加盟费/特许费；$f\ < \ 0$ 为固定工资补贴）
$\Pi(\alpha,\ f)$	$\mathbb{R}$	委托人的期望总收益函数（在两部制契约下包含固定转账 f，在线性契约下 f = 0）
$\left( x_{S},\ 0 \right)$	$x_{S}\ \in \ (0,\ 1)$	单人执行（SE）模式下的最优努力组合（下标 $S$ 代表 Solo 单干，代理人努力为 0）
$\left( 0,\ y_{S} \right)$	$y_{S}\ \in \ (0,\ 1)$	委托执行（DE）模式下的最优努力组合（委托人努力为 0，代理人独挑大梁）
$\left( x_{D},\ y_{D} \right)$	$x_{D},\ y_{D}\ > \ 0$	联合执行（JE）模式下的最优努力组合（下标 $D$ 代表 Duo 团队协同，双方均投入正努力）
$\overline{C}_{S}(k),\ \overline{C}_{D}(k)$	${\mathbb{R}}_{+}$	第一最佳（FB）与分权博弈中划分 SE、DE、JE 的临界成本曲线
$A_{S}(k),\ A_{D}(k)$	$\lbrack 0,\ 1\rbrack$	给定成本下划分分权博弈中三种运行模式的临界产出分成比例曲线
$\overset{\sim}{k}$	$(0,\ 1)$	临界曲线 $A_{S}(k)$ 与 $A_{D}(k)$ 的唯一交点（在标准双线性生产函数下解析值严格等于 1/2）
$C_{SD}(k)$	${\mathbb{R}}_{+}$	线性分成契约下委托人在 SE 与 DE 之间做出选择的无差异成本分界线
${\hat{c}}_{y},\ {\hat{c}}_{x}\left( c_{y} \right)$	${\mathbb{R}}_{+}$	区分管理者“过度授权（甩手掌柜）”与“授权不足（微观管理）”异象转变的临界生产率阈值

3. 模型博弈体系与优化方程形式化表述

（1） 第一最佳（First-Best, FB）社会福利基准模型：

在信息完全对称、没有道德风险的理想状态下，中央计划者选择最优努力水平以最大化项目总净剩余：

$$\max_{x \in \lbrack 0,\ 1\rbrack,\ y \in \lbrack 0,\ 1\rbrack}\ \left( V(x,\ y)\ - \ c_{x}x\ - \ c_{y}y \right)$$

（2） 第二最佳（Second-Best, SB）两部制契约模型：

委托人通过提供合同 (α, f) 提取代理人的全部剩余，其决策面临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IC）与参与约束（IR）：

$$\max_{\alpha \in \lbrack 0,\ 1\rbrack,\ f}\ \left( \alpha V\left( x^{*}(\alpha),\ y^{*}(\alpha) \right)\ - \ c_{x}x^{*}(\alpha)\ + \ f \right)$$

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IR: 假设保留效用为 0）：

$$(1 - \alpha)V\left( x^{*}(\alpha),\ y^{*}(\alpha) \right)\ - \ c_{y}y^{*}(\alpha)\ - \ f\ \geq \ 0$$

以及执行阶段的纳什均衡激励相容条件（IC）：

$$x^{*}(\alpha)\ \in \ {arg\ max}_{x \in \lbrack 0,\ 1\rbrack}\ \left( \alpha V(x,\ y^{*}(\alpha))\ - \ c_{x}x \right)\ ,\ \ y^{*}(\alpha)\ \in \ {arg\ max}_{y \in \lbrack 0,\ 1\rbrack}\ \left( (1 - \alpha)V(x^{*}(\alpha),\ y)\ - \ c_{y}y \right)$$

（3） 线性分成契约模型（Linear Output-Sharing Contract）：

当固定费用不可行（f = 0）时，委托人仅能通过设定产出份额 α 进行优化，其收益直接依赖于分成及内生激发的均衡努力：

$$\max_{\alpha \in \lbrack 0,\ 1\rbrack}\ \Pi(\alpha)\ \triangleq \ \alpha V\left( x^{*}(\alpha),\ y^{*}(\alpha) \right)\ - \ c_{x}x^{*}(\alpha)$$

（4） 附录 A 闭式解析解（Closed-Form Analytical Solutions）：

在双线性生产函数下，第一最佳与分权均衡中的最优努力具备如下严格解析形式：

$$\overline{x}_{S}\ = \ \frac{1}{c_{x}}\ ,\ \ \overline{y}_{S}\ = \ \frac{1}{c_{y}}\ ;\ \ x_{S}(\alpha)\ = \ \frac{\alpha}{c_{x}}\ ,\ \ y_{S}(\alpha)\ = \ \frac{1 - \alpha}{c_{y}}$$

$$\overline{x}_{D}\ = \ \frac{(1 - 2k)\ - \ 2kc_{x}\ + \ \sqrt{(1 - 2k)^{2}\ + \ 4k^{2}c_{x}c_{y}}}{2(1 - 2k)c_{x}}\ ,\ \ \overline{y}_{D}\ = \ \frac{(1 - 2k)\ - \ 2kc_{y}\ + \ \sqrt{(1 - 2k)^{2}\ + \ 4k^{2}c_{x}c_{y}}}{2(1 - 2k)c_{y}}$$

四、 全文核心命题与推论的逐一剖析与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本文的核心理论成果由 7 个命题（Propositions）与 1 个核心引理（Lemma 1）构成。依学术规范与解析指引，下文将完全略去繁复的代数证明过程，重点聚焦于各定理的【严格数学表述】、【经济学内在机理】以及【生动详实的商业与管理现实案例剖析】。所有数学符号、变量、集合与方程均已无缝采用 Word 原生矢量公式（OMML）进行内生排版。

命题 1 (Proposition 1)：第一最佳（FB）基准下的最优运行模式分界 【定理内容】 对于任意给定的代理人努力成本 $c_{y}$，存在三条连续临界曲线：单调递增的 $\overline{C}_{S}(k)$、单调递减的 $\overline{C}_{D}(k)$，以及界于二者之间的分界线 $\overline{C}_{SD}(k)$，三条曲线交于同一点。社会最优运行模式被唯一划分如下： (1) 单人执行 (SE)：当且仅当 $c_{x}\ \leq \ \overline{C}_{S}(k)\ 且\ c_{x}\ \leq \ \overline{C}_{SD}(k)$ 时最优，最优努力组合为 $\left( \overline{x}_{S},\ 0 \right)$； (2) 委托执行 (DE)：当且仅当 $c_{x}\ \geq \ \overline{C}_{D}(k)\ 且\ c_{x}\ \geq \ \overline{C}_{SD}(k)$ 时最优，最优努力组合为 $\left( 0,\ \overline{y}_{S} \right)$； (3) 联合执行 (JE)：当且仅当 $\overline{C}_{S}(k)\ < \ c_{x}\ < \ \overline{C}_{D}(k)$ 时最优，最优努力组合为 $\left( \overline{x}_{D},\ \overline{y}_{D} \right)$。 特别地，当价值函数对投入对称时，临界线简化为常数 $\overline{C}_{SD}(k)\ = \ c_{y}$。

【经济学机理剖析】 在第一最佳状态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模式选择完全遵循“协同互补增益”与“专业化比较优势”的权衡。当努力替代度 $k$ 较低（即任务呈现强互补性）且双方生产成本相当时，联合执行（JE）能够激发出“1+1 > 2”的系统协同效应；当任务替代度较高（$k$ 较大）时，两个人的努力变成了相互替代，分工的内耗大于收益，此时最优方案退化为单一主体专业化生产——谁的生产率更高（成本更低），就由谁完全承担所有工作（$c_{x}\ < \ c_{y}$ 则 SE，反之则 DE）。

命题 1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科技初创企业的全栈架构师与算法专家 • 场景背景：创始人（委托人，成本为 $c_{x}$）是一位全栈系统架构师，拟研发一款自动驾驶车载感知边缘计算模块，并考虑是否引入一名深度学习算法专家（代理人，成本为 $c_{y}$）。 • 互补阶段（低 $k$，对应 JE 模式）：在底层硬件与神经网络模型深度定制时期，算法结构必须针对边缘芯片指令集进行逐层量化调优，二者高度互补（$k\ \rightarrow \ 0$）。此时即使创始人的算法造诣不如专家，社会最优方案依然是两人组成紧密攻关小组联合研发（JE），彼此交互以解决软硬件协同瓶颈。 • 模块化阶段（高 $k$，分化为 SE 或 DE 模式）：随着边缘计算芯片行业标准的成熟，系统接口标准化，软件开发成为通用的模型训练任务，双方的努力变成高度可替代的编程工时（$k\ \rightarrow \ 1$）。此时两人联合工作只会导致职责重叠与代码冲突。最优策略完全依据技术比较优势：如果算法专家的研发效率远高于创始人（$c_{y}\ < \ c_{x}$），创始人应全权委托专家负责交付（DE）；如果创始人本身技术全面且专家的机会成本过高，则由创始人独立写完（SE）。

引理 1 (Lemma 1)：给定产出分成比例 α 下的分权执行博弈均衡 【定理内容】 在执行阶段的非合作博弈中，对于任意给定的委托人分成份额 $\alpha\ \in \ \lbrack 0,\ 1\rbrack$，存在单调递减曲线 $A_{S}(k)$ 与单调递增曲线 $A_{D}(k)$，二者交于临界点 $\overset{\sim}{k}$。执行阶段内生涌现的纳什均衡模式被唯一确定为： (1) 单人执行 (SE)：当且仅当 $\alpha\ \geq \ A_{S}(k)\ 且\ \alpha\ > \ A_{D}(k)$，代理人选择付出零努力； (2) 委托执行 (DE)：当且仅当 $\alpha\ \leq \ A_{D}(k)$，委托人选择付出零努力； (3) 联合执行 (JE)：当且仅当 $A_{D}(k)\ < \ \alpha\ < \ A_{S}(k)$，双方均付出正的均衡努力。 此外，当委托人自身成本 $c_{x}$ 上升时，两条临界曲线均严格向上移动。

【经济学机理剖析】 引理 1 揭示了分成比例如何内生引导团队的运行模式。产出份额决定了个体的边际收益提成：当 $\alpha$ 过高时，代理人仅能分得残羹冷炙，边际收益不足以弥补其努力成本，代理人理性地选择“完全躺平”（$y\ = \ 0$），被迫形成 SE；反之，当 $\alpha$ 极低时，委托人自身毫无积极性，委托人理性选择“彻底放手”（$x\ = \ 0$），形成 DE。极为关键的理论突破在于：经典委托-代理理论假定在任意分成下都会发生委托执行（DE），而本文证明，由于协同生产的存在，DE 只有在分成满足 $\alpha\ \leq \ A_{D}(k)$ 时才可能成立！一旦分成稍高，委托人就无法遏制自己亲自下场干预的冲动，DE 将立刻崩溃为 JE。

引理 1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资深教授与青年学者合作科研论文的署名权博弈 • 场景背景：顶刊论文创作周期长、不可观测。资深教授（委托人）提出合作构想，与青年学者（代理人）协商论文最终的学术声誉划分（署名排位、通讯作者等，折算为相对份额 $\alpha$）。 • 极高分成诱发 SE（代理人罢工）：如果教授要求独占一作且兼任唯一通讯作者（满足 $\alpha\ \geq \ A_{S}$），青年学者深感自身成为无偿学术民工，完全放弃撰写（$y\ = \ 0$）。教授为了让构想落地，只能孤军奋战，独自撰写全文（SE）。 • 极低分成诱发 DE（完全放权）：如果教授高风亮节，承诺论文一作与通讯作者均由青年学者担任，自己仅挂名最后一位提供背书（满足 $\alpha\ \leq \ A_{D}$）。受到极大激励的学者废寝忘食独立攻关（$y\ > \ 0$），教授则完全无需投入任何实质精力（$x\ = \ 0$，实现纯粹的委托执行 DE）。 • 中等分成诱发 JE（协同共建）：若约定学者一作、教授通讯的对等分成（满足 $A_{D}\ < \ \alpha\ < \ A_{S}$），双方边际回报均可覆盖成本，学者做实验写初稿、教授负责宏观把关与逻辑重构，团队协同运作（JE）。

命题 2 (Proposition 2)：第二最佳（SB）两部制契约下的组织失真——JE 过少，SE/DE 过多 【定理内容】 在允许使用两部制契约（$\alpha V\ + \ f$）的第二最佳环境中，委托人通过固定转移支付 $f^{*}$ 提取代理人的全部预期净剩余： $f^{*}(\alpha)\ = \ (1 - \alpha)V\left( x^{*},\ y^{*} \right)\ - \ c_{y}y^{*}$。 在博弈均衡中：联合执行（JE）出现的参数区域严格弱于第一最佳（FB），而单人执行（SE）与委托执行（DE）出现的频率过多（Too much SE and DE, too little JE）。

【经济学机理剖析】 两部制契约具备“固定费提取剩余”的强大功能。在单人执行（SE 设置 $\alpha\ = \ 1$）与委托执行（DE 设置 $\alpha\ = \ 0$ 并向代理人收取巨额买断费 $f^{*}$）下，单一主体均拥有 100% 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完全消除了单人执行和委托执行中的道德风险，完美复现了第一最佳的生产效率与总福利！然而，在联合执行（JE）下，由于两个人都必须提供不可观测的努力，不可能给双方同时赋予 100% 的产出边际激励（预算平衡约束），必然面临难以根除的双边道德风险。因此，在第一最佳下由于弱互补性原本应该采用 JE 的临界区域，委托人发现协同生产的道德风险损耗甚至超过了互补增益，宁可退回无道德风险的“纯单干（SE）”或“纯买断外包（DE）”。

命题 2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跨国快餐品牌的特许经营（Franchise）授权加盟 • 场景背景：跨国快餐巨头（如麦当劳/肯德基总部，委托人）进军新区域，既可以直营（SE），也可以寻找本土加盟商合作。 • 消除道德风险的特许买断（DE 模式）：总部采用经典的两部制契约：向本土加盟商收取大额的前期特许加盟费（固定费 $f\ > \ 0$），并将门店绝大部分营业利润归加盟商所有（分成比例满足 $\alpha\ \rightarrow \ 0$）。加盟商承担全部经营盈亏，充满干劲且绝不偷懒，彻底消除了委托执行中的道德风险。 • 避免双边道德风险对 JE 的挤出：尽管在某些复杂的本地化菜单研发与促销活动中，总部与加盟商联合制定策略（JE）在理论上更具协同价值，但现实中极易演变为总部督导松懈、加盟商怨声载道的推诿扯皮（双边道德风险）。两部制契约使得总部极力规避这种纠缠不清的联合运营，导致商业实践中绝大部分门店要么完全由总部直营（SE），要么全权委托给加盟商独立运营（DE），联合执行被大幅压缩。

命题 3 (Proposition 3)：线性分成契约下委托人最优运行模式的全局结构 【定理内容】 在线性分成契约（$f\ = \ 0$）下，对于任意给定的代理人成本 $c_{y}$，存在分界线 $C_{SD}(k)$，委托人最优契约 $\alpha^{*}$ 诱导的均衡运行模式呈现如下二元特征： (1) 当任务替代度较高（$k\ \geq \ \overset{\sim}{k}$）时，均衡在 SE 与 DE 之间分界：若 $c_{x}\ \leq \ C_{SD}(k)$ 则为 SE；若 $c_{x}\ \geq \ C_{SD}(k)$ 则为 DE。联合执行（JE）完全消失！ (2) 当任务替代度较低（$k\ < \ \overset{\sim}{k}$）时，均衡呈现三元过渡：若 $c_{x}\ < \ C_{SD}(k)$，均衡在 SE 与 JE 之间切换；若 $c_{x}\ > \ C_{SD}(k)$，均衡在 DE 与 JE 之间切换。

【经济学机理剖析】 当缺乏固定转账费用时，产出份额 α 同时承担着“价值创造激励”与“价值分配掠夺”两种相互冲突的职能。当替代度高时，任何协同尝试都会引发严重的努力负向挤出，委托人只能在单干（独吞小蛋糕）与委托（分食大蛋糕）之间做极端取舍；只有当互补性强时，JE 的协同红利才能弥补双边分成损耗。然而，分界线 $C_{SD}(k)$ 不再是对称常量，体现了委托人为了诱导 DE 必须受到 $\alpha\ \leq \ A_{D}(k)$ 的无力约束，折射出协同生产对委托人激励机制的隐性捆绑。

命题 3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影视制作中的剧本版权与联合编剧 • 场景背景：著名独立制片人（委托人）孵化了一个电影大纲，因无法支付高额预付稿酬，只能以未来的院线票房净收益分成（线性分成契约）招募合作编剧。 • 高度替代型商业片（满足 $k\ \geq \ \overset{\sim}{k}$）：对于套路化动作爽片，情节结构完全公式化，写作任务完全可替代。制片人绝不会让两个人共同执笔（无 JE）。如果制片人自己有空且写作成本低，他就自己独立敲完全部剧本并独享票房分账（SE）；如果制片人商务缠身，他就直接找知名编剧全权撰写并给予高额票房分成（DE）。 • 深度互补型硬科幻巨作（满足 $k\ < \ \overset{\sim}{k}$）：对于兼具深奥天体物理设定与精妙人物弧光的科幻巨作，制片人的世界观构思与专业编剧的戏剧台词高度互补。此时制片人愿意让渡部分票房分成，与编剧同坐一间会议室共同打磨剧本（进入 JE 模式）。

命题 4 (Proposition 4)：委托人努力成本 cx 变动下的单调性定理 【定理内容】 设生产函数满足双线性形式，且努力替代度满足 $k\ < \ 1/2$。在代理人参与约束不紧挨的前提下： 随着委托人自身努力成本 $c_{x}$ 的上升，最优均衡模式绝不会从委托执行（DE）转向其他模式；随着 $c_{x}$ 的下降，最优均衡模式绝不会从单人执行（SE）转向其他模式。

【经济学机理剖析】 成本直接映射为个体比较优势。当委托人由于外部商业机会激增导致时间极其宝贵（$c_{x}$ 极大）时，委托人亲自劳动的边际机会损失过大。系统展现出稳健的单向吸引子特性：一旦其决策跨越阈值进入完全放权的 DE 模式，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只会让委托人更加丧失亲自劳动的冲动，牢牢锁定在 DE 状态，决不倒退回协同（JE）或单干（SE）。

命题 4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创业公司 CEO 在业务扩张期的时间分配转变 • 场景背景：初创 SaaS 公司创始人（委托人）最初兼任首席销售，与技术销售专员（代理人）共同拜访重要客户进行技术推演（JE 模式）。 • 融资后时间机会成本飙升：公司完成 A 轮数千万融资后，CEO 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战略布局、政企公关和高管招聘，其亲自跟单的单位时间机会成本 $c_{x}$ 急剧攀升。CEO 决定将直销业务全权委托给专职销售总监并给予提成（转为 DE 模式）。 • 单调性锁定：随着后续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张到数千人，CEO 的时间甚至按分钟计费（成本继续指数级增大）。根据命题 4，CEO 绝不会在此时心血来潮重新跑回业务一线去跟销售总监抢单或搞联合拜访（JE）。这种放权是结构性单调递增且不可逆的。

命题 5 (Proposition 5)：努力替代度 k 变动下的单调性恢复定理 【定理内容】 在线性分成契约下，对于任意给定的委托人成本 $c_{x}$，存在明确阈值 ${\overset{\sim}{c}}_{y}\left( c_{x} \right)$（满足 ${\overset{\sim}{c}}_{y}\left( c_{x} \right)\ < \ c_{x}$）。只要代理人的努力成本满足 $c_{y}\ > \ {\overset{\sim}{c}}_{y}\left( c_{x} \right)$： 随着努力替代度参数 k 的下降（任务互补性持续增强），均衡模式绝不会脱离联合执行（JE）模式！（即排除了常规参数下可能出现的模式非单调反复震荡异象）。

【经济学机理剖析】 在一般的线性契约中，因为委托人最优分成比例 $\alpha^{*}$ 随 $k$ 存在复杂的包络移动，可能会出现替代度上升时反而短暂出现 JE 的反直觉波动。然而命题 5 证明，只要代理人的努力成本足够高（即代理人属于相对弱势或经验欠缺的一方），委托人就绝不敢将项目全权甩给代理人（排除了 DE）；此时只要任务的互补性加深（$k$ 变小），两人合力产生的乘数效应就能压倒分成的摩擦损失，使系统稳健且单调地收敛于真正的联合团队（JE）。

命题 5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资深建筑师带领实习生设计非标艺术地标 • 场景背景：著名建筑事务所主创建筑师（委托人）带领年轻实习生（高成本 $c_{y}$，经验匮乏），承接了国家级大剧院非标复杂曲面外立面的设计任务。 • 互补性加深引发的必然协同：如果任务只是标准写字楼施工图绘制（$k$ 较大，标准化），建筑师或者自己直接画完（SE），或者让实习生套模板（DE）。但是对于前卫的大剧院项目，概念手绘与空间参数化建模之间存在极强的实时互动与空间几何互补性（$k\ \rightarrow \ 0$）。由于实习生根本不具备独立完成的能力，随着设计难度和协同互补性的加深，建筑师必须时刻坐在实习生身旁一同推敲形体、联合出图（单调收敛并锁定在 JE 状态）。

命题 6 (Proposition 6)：过度单人执行与项目囤积（Project Hoarding） 【定理内容】 在线性分成契约的博弈均衡中，单人执行（SE）模式的发生范围在参数空间中严格大于第一最佳（FB）状态： 任何在第一最佳下应采用 SE 的场景，均衡中必然选择 SE；而在第一最佳下本应组建团队采用 DE 或 JE 的大量参数区间中，委托人依然会顽固选择单人执行（SE）！即委托人存在普遍且严重的“项目囤积（Project Hoarding）”行为。

【经济学机理剖析】 这是全文最具震撼力的核心理论发现之一。在单人执行下，委托人是项目唯一的产出所有者，能够 100% 占有项目价值：$\Pi_{SE}(1)\ = \ {\Pi_{SE}}^{FB}$；然而一旦组建团队（DE 或 JE），在线性分成契约下，委托人必须将一部分收益无偿拱手让给代理人（$(1 - \alpha)\ > \ 0$），同时还要承受代理人执行偷懒的单边或双边道德风险。因此，虽然组建团队能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蛋糕，但委托人从大蛋糕中分得的绝对份额，往往还不如自己独霸整个小蛋糕！自利驱动导致委托人恶意冷藏合作机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效率净损失。

命题 6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独立全栈开发者（Indie Hacker）的产品商业化陷阱 • 场景背景：一名天才程序员独立编写了一套颠覆性的数据自动化清洗工具，每月可赚取 2 万美元订阅费（SE 状态）。 • 社会最优的团队构想：从市场潜力看，若引入一名硅谷资深企业级销售合伙人（代理人），公司可进军 Fortune 500 客户，年营收有望突破 1000 万美元（社会最优 FB 为 DE 或 JE）。 • 委托人的自利算盘与项目囤积：但优秀的销售总监要求获得 40% 的股权分成。程序员反复权衡：如果给了对方 40% 股权，万一对方开拓不达预期，或者产品交付需要自己天天熬夜提供技术支持（JE 双边道德风险），自己每天疲于奔命还可能受气。权衡再三，程序员决定：“绝不招人，代码自己写、客服自己回，赚多赚少都是我一个人的！”这种创业者宁可守着小作坊也不愿稀释股权引入能人的现象，正是教科书级的“项目囤积”。

命题 7 (Proposition 7)：授权不足与过度授权的结构性悖论（The Delegation Paradox） 【定理内容】 在线性契约下，委托人的项目囤积行为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场景下均表现为狭义的“授权不足”。存在双重阈值 ${\hat{c}}_{y}$ 与 ${\hat{c}}_{x}\left( c_{y} \right)$： (1) 当任一劳动者生产率较低时（满足 $c_{y}\ \geq \ {\hat{c}}_{y}\ 或\ c_{x}\ \geq \ {\hat{c}}_{x}\left( c_{y} \right)$），均衡中存在“过少的联合执行（Too little JE）”；一旦委托人决定组建团队，其反而会“过度授权（Over-delegation）”给低生产率的代理人单挑大梁！ (2) 当双方劳动者生产率均极高时（满足 $c_{y}\ < \ {\hat{c}}_{y}\ 且\ c_{x}\ < \ {\hat{c}}_{x}\left( c_{y} \right)$），均衡中存在“过少的委托执行（Too little DE）”；本应完全放权由顶尖代理人独立执行的任务，委托人硬要亲自参与共同执行（JE），表现出严重的“微观管理与授权不足（Under-delegation）”！

【经济学机理剖析】 命题 7 揭示了管理学中一个反直觉的经典悖论：
• 为什么对平庸下属反而会过度授权？ 当代理人效率低时，JE 下的双边道德风险极其致命（委托人辛苦干，代理人搭便车拖后腿）。委托人一旦决定合作，宁愿把分成全部给代理人、自己彻底不插手（DE 模式），哪怕代理人效率低下，委托人也乐得当甩手掌柜以求自保。
• 为什么对顶尖专家反而不肯放权？ 当代理人能力超强（成本极低）时，项目价值巨大。如果采用完全放权（DE），根据引理 1，委托人必须把自身分成压低到 $A_{D}$ 以下以维持代理人全权干活的激励。委托人无法容忍自己拿得太少！此时委托人发现，只要自己强行参与项目共同执行（JE），就能名正言顺地提出更高的分成份额（$\alpha\ > \ A_{D}$）并多分利润！委托人为了掠夺高额分成，故意将手伸进本属于专家的领地，形成了典型的“掠夺性微观管理”。

命题 7 现实案例深度解析 【商业与管理场景案例】 部门主管对待“实习生”与“技术大牛”的病态管理行为 • 场景 A：面对低产出率实习生（成本 $c_{y}$ 极高）——甩手掌柜式的过度授权（Over-delegation） 部门需要编写一份庞大的行业合规自查报告。从公司总产出看，主管与实习生共同撰写（主管把控大纲与风险点，实习生填补细节，即 JE 模式）是最优的。但主管深知实习生写得慢且错误多，自己如果参与指导，耗时耗力还生一肚子气（双边道德风险内耗）。主管心一横，把整套任务全部甩给实习生一人承担（DE 模式），自己完全不过问。结果实习生拼死拼活加班交付了一份质量平庸的报告，主管却轻松免责。这就是典型的对低效率代理人的“过度授权”。 • 场景 B：面对高产出率技术大牛（成本 $c_{y}$ 极低）——分羹式的微观管理（Under-delegation） 部门引入了一位年薪百万的海外顶尖 AI 架构师。针对核心大模型微调项目，大牛拥有世界级工程能力，完全可以独立高效交付上线（社会最优 FB 为完全委托 DE）。然而部门主管坐立难安：若全权委托大牛，项目奖金与高层瞩目将被大牛独揽；若主管每天强制大牛开汇报会、强行参与技术架构评审并在代码库里提交几行注释（强行切入 JE 模式），主管就能在季度汇报中宣称“该项目是在我的主导与深度参与下完成的”，进而理直气壮地分走 60% 的项目功劳与奖金。大牛深受行政掣肘、效率折损。这就是对顶尖代理人“授权不足与微观管理”的现实写照！

五、 社会福利与效率损失机制深度剖析：项目囤积 vs. 执行道德风险

为了定量评估委托人自利决策对社会整体价值创造的破坏程度，论文第 7.2 节及图 5（Figure 5）系统对比了第一最佳（FB）与线性分成契约均衡下的社会总产出演变轨迹，得出了具有深刻颠覆性的福利分析结论：

• 1. 第一最佳（FB）社会总剩余的平滑单调性： 在第一最佳状态下，由于不存在道德风险，社会总净剩余随着努力替代度参数 $k$ 的增加而严格连续、平滑且单调递增。这是因为随着任务越来越模块化、标准化，组织可以更加灵活自如地利用劳动者的比较优势，将所有工作聚焦于最高效率的一方，从而创造最大价值。

• 2. 分权均衡总福利的离散断崖与向下跳跃（Downward Jumps）： 与 FB 的平滑上升截然不同，在线性分成契约的博弈均衡中，社会总产出曲线呈现出剧烈的非连续震荡！每当均衡模式从团队合作（JE 或 DE）切换至单人执行（SE）时，社会总净剩余就会发生触目惊心的断崖式下挫！导致这一断崖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委托人决定放弃合作转向单干时，代理人的收益瞬间断崖式归零（Drop to zero），而委托人自身获得的微弱收益增加，根本无法弥补因拒绝团队协同而造成的巨大社会财富蒸发。

• 3. 核心无效率根源之辩：模式扭曲（项目囤积）远比努力不足（道德风险）更为致命： 这一发现颠覆了委托-代理理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信条。过去经济学家耗费巨大精力设计复杂的契约机制，试图解决执行阶段员工偷懒偷闲的道德风险。然而本文清晰地表明：在给定运行模式内部，工人由于道德风险造成的努力不足，其带来的福利折损是渐进且连续的；相比之下，委托人在团队组建阶段由于自私自利而导致的“组织模式选择错误（项目囤积）”，引发了高达数十个百分点的社会净福利断崖式毁灭！因此，组织治理的核心矛盾，根本不是如何防范下属偷懒，而是如何防范上层主管为了争夺成果独占权而恶意扼杀合作机会！

六、 理论拓展：序列努力决策与事前面向承诺机制

在基准模型中，双方在执行阶段是同时、非合作地决定努力投入。论文在线上附录（Online Appendix EC.2）中进一步拓展了委托人具备先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的情形：即委托人能够公开、可信地向代理人承诺自身的努力水平 $x$，代理人观察到 $x$ 后再做出其最优反应 $y$。

• （1） 破解“协同生产的诅咒”，重拾灵活性优势： 在同时行动博弈中，委托人因无法承诺在事后不插手，导致其无法在 DE 模式下灵活提取更多分成；而在序列博弈中，委托人可以直接在第一阶段承诺投入零努力（$x\ = \ 0$），从而彻底断绝了事后插手干预的可能！这使得委托人能够自由享有 DE 的纯粹放权红利，恢复了协同生产作为一种组织选项的积极价值。

• （2） 依然存在的项目囤积，但程度适度缓解： 尽管先动承诺权赋予了委托人更强的控制力，但由于无法进行固定费用转账，委托人在线性契约下依然享有单人执行（SE）独占 100% 收益的诱惑。因此，项目囤积现象并未完全消失，但相比同时决策博弈，委托人组建团队的意愿有所增强，SE 区域适度向社会最优收缩。

• （3） 领导力的本质是“自我约束的承诺机制”： 序列扩展在管理学上提供了深刻洞见：团队领导者的核心价值往往不是“亲自冲锋陷阵”，而是通过公开透明的时间与资源承诺，给下属提供确定性的激励预期，从而激活整个组织的协同活力。

七、 全文结论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启示总结

1. 经济学与契约理论启示

• 【重新审视产权理论与企业的组织边界】 传统的哈特-格罗斯曼产权理论（Grossman & Hart 1986）认为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关键资产投资方即可实现效率。本文证明，仅仅拥有资产所有权是不够的，资产所有权所衍生的“团队组建垄断权”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市场摩擦与扭曲源泉。当转移支付受限时，排他性的团队组建权直接诱发了项目囤积，使得原本互补的市场要素无法自由匹配，导致企业边界被人为割裂与狭窄化。

• 【非货币环境下的机制设计困境与制度救济】 在学术研究、开源社区、公共治理以及高新技术孵化等领域，法律或行业伦理通常严厉禁止货币买卖（禁止用金钱购买署名权或荣誉）。在此背景下，组织只能依靠声誉排序等线性分成契约。本文的福利断崖分析表明，单纯依靠内部线性协商必然导致大量优质构想被扼杀在发起人手中。制度设计必须引入外部“第三方向导机制”或跨期声誉账户（如优先权锁定、配对基金补贴），以削弱发起人囤积项目的自利收益。

• 【超越“做还是买”：重新定义“协同做（Make Together）”】 既有企业理论长期沉迷于垂直一体化（Make）与市场外包（Buy）的二元对立。本文将二者自然统一为 SE 与 DE，并指出最丰富、最普遍的形态是中间的“共同生产（JE / Make Together）”。任务内在的微观替代度 $k$ 是决定组织形态的最根本物理属性，从互补到替代的演进为企业在敏捷项目制、虚拟团队与战略联盟之间的动态切换提供了坚实的数理理论支撑。

2. 企业治理与现代管理学启示

• 【重新诊断管理者的“授权不足”顽疾：靶向治理项目囤积】 管理咨询界多年来反复呼吁经理人“要学会向下授权”，却收效甚微。本文指出了传统诊断的根本性盲区：经理人授权不足的真正痛点，根本不在于项目启动后的日常批示，而在于项目立项之初就“不肯寻找外部合伙人或跨部门搭档”！高管出于保全自身功劳或防范被取代的私心，宁可让项目以“低速、低配、单打独斗”的惨淡状态延宕，也不愿拉入能人组建联合舰队。企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这种信息孤岛与立项垄断，建立强制性的项目公开集市与跨部门组队考核机制。

• 【警惕“向弱者甩锅、向强者掠夺”的病态管理激励】 命题 7 揭示了职场中最普遍但也最隐蔽的管理异象：主管面对平庸员工时习惯当甩手掌柜（过度授权），导致项目质量低劣；面对业务骨干或技术大牛时却频繁微观管理、强行联合挂名（授权不足），严重挫伤核心骨干的积极性。组织在设计考核机制时，应严格推行“实质性贡献穿透评估”与“功劳溯源机制”，斩断平庸主管借由形式上的 JE 掠夺高能员工分成收益的利益链条。

• 【Agentic AI 时代的人机协作范式重构与防伪性囤积预警】 随着具备自主规划、代码生成与商业决策能力的 AI Agent 大规模涌入企业流程，人机协同已成为运营管理前沿的核心议题。本文为这一新兴领域敲响了三记警钟：
  • 警惕员工的“防卫性项目囤积”：当企业引入强大的 AI Agent 时，人类员工（作为拥有任务发起权的委托人）可能会出于担心个人绩效被稀释、或对未来岗位裁撤的极度恐惧，故意隐瞒核心任务、拒绝向 AI 开放数据接口，选择依然由人类低效手工完成（过度 SE）。管理层必须重新设计薪酬激励，将“拥抱 AI 创造的增量剩余”而非“存量劳动工时”作为奖惩基准；
  • 破除“人机协同必然优于人机替代”的技术浪漫主义：当前主流声音普遍推崇“人机共创（Human-AI Collaboration / JE）”。但本文从微观契约角度证明，对于标准化、高替代性（参数 $k$ 较大）的日常任务，强推人机共创只会带来严重的协调内耗与双边摩擦，最高效的路径是坚定推行全流程自动化委托（DE）；只有在高度定制化、规则非完备、需要人类战略直觉与 AI 极限算力强互补（参数 $k\ \rightarrow \ 0$）的创造性深水区，人机协同（JE）才能真正释放颠覆性的生产力红利。

八、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本文总结所依据之基础文献及相关经典学术脉络列示如下（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

Aghion P, Tirole J (1997)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1):1–29.

Alchian AA, Demsetz 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5):777–795.

Andritsos DA, Tang CS (2018) Incentive programs for reducing readmissions when patient care is co-produce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7(6):999–1020.

Baiman S, Fischer PE, Rajan MV (2000) Information, contracting, and quality costs. Management Science 46(6):776–789.

Bastani H, Cachon GP (2025) The human-AI contracting paradox. Working Paper, SSRN: http://dx.doi.org/10.2139/ssrn.5962739.

Bellos I, Kavadias S (2019) When should customers control service delivery?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desig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8(4):890–907.

Bellos I, Kavadias S (2021) Service design for a holistic customer experience: A process framework. Management Science 67(3):1718–1736.

Bergemann D, Hege U (1998) Venture capital financing, moral hazard,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2(6–8):703–735.

Bhaskaran SR, Krishnan V (2009) Effort, revenue, and cost sharing mechanisms for collaborativ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Science 55(7):1152–1169.

Bhattacharyya S, Lafontaine F (1995) Double-sided moral hazard and the nature of share contrac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6(4):761–781.

Bonatti A, Hörner J (2011) Collabora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2):632–663.

Cachon GP, Lariviere MA (2005)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51(1):30–44.

Carroll G (2015) Robustness and linear contr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536–563.

Casamatta C (2003) Financing and advising: Optimal financial contracts with venture capitalists. Journal of Finance 58(5):2059–2085.

Fügener A, Walzner DD, Gupta A (2026) Ro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humans: Automation, au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Management Science 72(1):538–557.

Grossman SJ, Hart OD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691–719.

Holmström B (1979)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74–91.

Holmström B (1982) Moral hazard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324–340.

Holmström B, Milgrom P (1987) 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 Econometrica 55(2):303–328.

Holmström B, Milgrom P (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7(special issue):24–52.

Keeney RL, Raiffa H (1976) Decisions with Multiple Objectives: Preferences and Value Tradeoffs (Wiley, New York).

Kim SH, Netessine S (2013) Collaborative cost reduction and component procurement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nagement Science 59(1):189–206.

Prendergast CJ (1995) A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3):387–400.

Prendergast C (2002) The tenuous trade-off between risk and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5):1071–1102.

Roels G (2014) Optimal design of coproductive services: Interaction and work allocation.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16(4):578–594.

Roels G, Smirnov V, Tsetlin I, Wait A (2026) Frontiers in Operations: You, Me, or We? Coproductive Principal-Agent Dynamics.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28(5):1420–1438.

Van Mieghem JA (1999) Coordinating investment, production, and subcontracting. Management Science 45(7):954–971.

Wuchty S, Jones BF, Uzzi B (2007) 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 316(5827):1036–1039.

Yoo OS, Roels G, Corbett CJ (2016) The time-money trade-off for entrepreneurs: When to hire the first employee?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18(4):559–569.